为什么中国是机械钟的祖先,却没有发展出近代钟表?
秦朔女朋友圈
12月24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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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近,去了安亭镇的“大来时间馆”,欣赏了几百座各个时期、各式各样的精美的机械钟,叹为观止。

提到机械钟,大部分人会说,中国最早的机械钟是从西洋传过来的。也对,也不对。很多人不知道,早在欧洲人14世纪制作机械钟表以前的1000多年,中国就已经开始以制作天文仪器的方式进行机械计时器的制作,集大成者是北宋的苏颂、韩公廉于1088年制成的“水运仪象台”,其中的“天衡”类似近代钟表中的擒纵装置,此外还有十分完备的报时功能。就连英国著名科技史专家李约瑟也曾说,水运仪象台“可能是欧洲中世纪天文钟的直接祖先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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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过,自此之后,中国在钟表研制方面再无发展,近代中国的机械钟确实是被西方传教士带进来的。为什么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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力学是近代自然科学中最早精确化的学科,近代计时手段的演变和力学的发展特别是动力学有着相互依赖、相互促进的十分紧密的联系。让我们来观察一下钟表的内部构造。任何一种钟表,都有三个核心部分,这就是动力部分、传动部分和振动部分。

  • ,就是通过一组齿轮为其它装置传递动力。一般会使用三四个齿轮,利用高速–低速的齿轮比,把动力的力矩由大变小,到最后一个齿轮,动力已经变小了。否则,你一上发条,振动装置就“刷”地飞快运动,一下子就把动力用完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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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果说,“水运仪象台”的研制成功,是中国古代科学家在总结生活实践的基础上掌握并运用了“力”,那么,没有发展出“力”的科学原理并以此为指导,即便拥有高超的手工艺,也不可能发展出近代钟表这样的精密计时仪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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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都知道,动力学的一些最基本的概念,如速度、加速度、力、质量、频率等等,都不是中国历史上自己发现形成的,而是西方传入的;更别说牛顿发现的万有引力和三大运动定律了。近代中国为什么没有发展出力学?或者,把问题再推得更广一点,就是“李约瑟难题”。李约瑟在他编写的洋洋洒洒15卷的《中国科学技术史》里,提出过一个问题:“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,但为什么近代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?”1976年,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思•博尔丁把这一疑问称之为“李约瑟难题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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追本溯源,还得从哲学的角度,换言之,古代、近代的中国人和西方人对世界的思考和对知识的追求有何不同。爱因斯坦曾说:“哲学可以被认为是全部科学之母”、“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的,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,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性找出因果关系”;黑格尔说:“一切科学都是应用逻辑”。因此,我们可以说,古代中国没有发展出逻辑学,特别是狭义的逻辑学即研究推理的一整套理论,这是解答“李约瑟难题”的一个基本方向。林语堂也曾说过:“中国古代没有西方意义上的逻辑”。

坊间有一说法:古希腊哲学家喜欢研究“自然”,中国古代哲学家喜欢研究“人”,印度哲学家喜欢研究“彼岸世界”。有点道理。中国古代思想家常常从生活实践出发,特别注重对人的研究,在探讨“天”、“自然”的时候,总是同“人”联系在一起,即“天人合一、天人感应”。在分析思考中,一旦加入了“人”这个变量,就变复杂、不确定了,就走向了“直觉感悟、模糊笼统、大而化之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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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么,东西方朝着不同路径前进的分叉口在哪里?让我们把时间轴快退到2500多年前。公元前六世纪,古希腊出了一位伟人——毕达哥拉斯,中国也出了一位伟人——孔子。说起毕达哥拉斯,大家都知道是他发现了“勾股定理”,但也许不知道,“数学作为一门科学始于毕达哥拉斯”,他认为“万物都是数”,坚持数学论证必须从“假设”出发,开创了证明式的演绎推论的数学(文科生最头痛的数学题啊!);他首先提出了“地球是球体”这一概念(大航海时代的理论依据)。反之,孔子开创的儒家思想,以“仁”为核心,所讲的孝、弟(悌)、忠、恕、礼、知、勇、恭、宽、信、敏、惠等,都是对人性、人生以及人与人的关系的认识和论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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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来,中国是有机会的。在孔子之后不久的战国时期,有一个墨子,他创立的墨家思想,在先秦时期影响很大,与儒家思想并驾齐驱。墨家已经有逻辑学理论(墨辩和古印度的因明学、古希腊逻辑学并称世界三大逻辑学),还提出了关于几何学、物理学、光学方面的一整套科学理论。他说:“力,刑(形)之所以奋也。”(《墨经》,就是说,力是使物体运动的原因)。墨子精通手工技艺,可以在不到一天的时间内造出载重30石(dàn,古汉语中的重量单位,大约120斤为一石,30石则是3600斤即1.8吨)的车子。毛主席曾高度评价墨子是古代辩证唯物主义大家;当代著名历史学家杨向奎先生说:“墨子在自然学上的成就,决不低于古希腊的科学家和哲学家。”可惜,200多年后,出了一个董仲舒,给汉武帝提了一个“罢黜百家、独尊儒术”的建议,儒家之外的思想理论就此偃旗息鼓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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再把时间轴快进到14世纪到17世纪,距今六百多年到三百多年之前。欧洲走出了黑暗的中世纪,开始了文艺复兴运动,科学、艺术、思想等领域的大师巨匠层出不穷,产生了近代科学,引发了大航海时代,使欧洲成为世界领导者。这时,东方的中国,汉族从元朝手中夺过了国家政权,进入了明朝,也开始了“复古”,比如:恢复古礼,重新回到儒家思想轨道。但是,明朝的儒家,已经不是孔子时代的儒家,而是发端于南宋时期的新儒家思想“程朱理学”(据说是因为朱元璋认朱熹为自家祖上,所以把朱熹的理学定为官方理论),明初的科举大兴“八股文”,规定以“四书”、“五经”的内容作为考试的题目,以朱熹的注解为标准答案,必须用古人的语气,绝对不允许自由发挥。欧洲的“复兴”是以“复”的名义做“兴”的事,明朝的“复古”是真的在因循守旧;在欧洲思想大解放的时候,中国在禁锢社会的思想观念;当欧洲扬帆越洋的时候,中国在修建长城加强防御;欧洲找到了前进的动力,中国找到了固化的途径。欧洲开始后来居上。

当然,我们不能轻率地下结论说,哪种哲学理论好、哪种不好,只能说它们对不同国家在不同时期的发展起到了不同的作用,正所谓“各领风骚数百年”。把时间轴拨回到现在,事情又有了微妙变化。哈佛大学东亚系的中国历史学教授迈克尔•普鸣(Michale Puett)成了最受学生们欢迎的教授,他开的一门课“古代中国伦理与政治理论”是最受学生欢迎的三门通识类选修课之一。中国古代先贤们的哲学思想正在成为西方人的“心灵鸡汤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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