秦朔:致上海——你将沦为环杭州城市,还是勇当众城之神? 大视野
秦朔女朋友圈
12月24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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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今日,参观虹桥商务区:大交通,大会展,大商务,政府主导的又一个超级工程。上海市的国资存量全国第一,掌握了N多资产。不过,为何深圳的总市值超越上海?问题还是在所有制结构上。香港、广州正在沦为环深圳城市了,上海、苏州会不会沦为环杭州城市?”

这是一个江苏人的评论。从一个月前在微信群里看到,就一直想回答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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先说说我的基本观点——

第一,以上海得天独厚的地理、人才、政策、城市治理等优势,上海不仅不会沦为环杭州城市,而且将继续扮演可信赖的国家使命受托者的角色。这些使命包括:国际经济、金融、航运、贸易中心;全球科创中心;追求卓越的全球城市;国际文化大都市;在国家“一带一路”和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的交汇点,引领长三角世界级城市群参与全球竞争。

由这些定位可以看出,“上海沦为环杭州城市”更像一句玩笑,杭州等长三角城市群环上海这一龙头展开,才是国家的期望。

第二,国家使命和各种功能中心并不会自动实现。或者说,是创造性实现,一般性完成,还是平庸化接近,甚至擦肩而过,差异会很大。如果是计划经济年代,只要定了哪里是中心,并注入相关资源,哪里就会成为中心。但在全球化、新技术革命、各个区域充分竞争的新时代,“往哪儿去”存在着不确定性,新中心很可能在原来没想到的地方崛起;“怎么去”存在着不连续性,未来不是过去的简单延伸。

柯达被颠覆了,摩托罗拉被颠覆了,城市作为人、经济、文化、社会的复杂生态,没那么容易被颠覆,有巨大的可传承性。但城市的引领性地位也不是一成不变的,谁能领风气之先不是谁的专利。不充分意识到这一点,没有透彻的危机感,纵然天降大任,也可能花落别家。

20多年前上海就提出国际贸易中心定位,那时还没有互联网和电商。2016年上海市货物进出口总额为2.87万亿元,而阿里巴巴零售平台当年交易额是3.77万亿元,阿里的目标是2036年成为全球第五大经济体,那么谁更像贸易中心?当金融科技深刻地改变传统金融,原来的金融中心会不会旁移?如果以深圳为核心的科技湾区未来比肩硅谷,上海的科创中心如何成立?时代在深刻变化,数据驱动的新中心正在颠覆传统的中心,还按传统路径走,反而可能离未来的中心越来越远。

第三,要把定位和使命真正变成现实,上海要淡化这些高大上目标所带来的天然的优越感,而回到更为根本也更为重要的原点,就是如何激发起更强劲的创业者和企业家精神。大部分的经济奇迹都不是规划出来的,而是依靠企业家的创新精神、东碰西撞摸索出来的。今天的很多全球生意(global business)都源自车库生意(garage business,如惠普、迪士尼、苹果、亚马逊、谷歌),但正是车库里的梦想、激情、创造力和改变世界的勇气,最后成为最强大的社会资本。不是高楼大厦,不是特许权,不是政府订单创造出伟大的公司,伟大公司的引擎是企业家精神,企业家精神驱动的平台型、生态化公司正在成为21世纪的新中心。

企业家精神不是企业人独有的精神,政府、医院、学校、社会组织,一切秉承顾客导向和矢志创新的地方,都可能存在企业家精神。有了这种精神,就会面向未来,不断超越自己,勇敢参与竞争,努力创造更好的用户体验。否则,虽然坐拥天时地利,但你不抓不抢,你的奶酪就会被别的地方抢走。中心不是政府怀里抱出来的,是在市场中闯出来、创出来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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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上海,去年我写过两篇文章,一篇是关于上海何时能再现“互联网王者”,一篇是比较深圳和上海。(《上海滩为何难产“王者”》《当深圳敲门,对上海是阴影还是动力? 》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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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篇谈的核心是文化。上海喜欢高大上和成熟的东西,喜欢世界500强,上海的城市文化有一种特别的塑造力,能把气魄变成气质,把雄心变成心思,把立意高远变成不好高骛远,把“事业本身就是生活”变成“事业就是为了更好生活”。在卓有成效的管理和文化熏陶下,随着很多杂质被筛掉,很多可能性也被终结了。对成功了的马云、马化腾,上海会给他们足够的礼遇,但对创业初期默默无闻的马云、马化腾,这座城市可能会忽略他们的存在。上海呼唤“互联网王者”,但真的能接受那个“大话乱说”、“衣服乱穿”的杭州师范学院毕业生吗?

这里补充一个细节。两个月前到上海高级金融学院深圳分部,南山区中洲中心,讲完课到附近一家挂着上海招牌的小店吃宵夜,晚上10点40分了,对面的腾讯大厦大约2/3的面积还是一片灯火,店老板说基本天天如此。腾讯是世界500强和十大市值公司,还这样加班。要在上海,估计很多上班族的第一联想是《劳动合同法》,是“我有我的生活”。当然,这无关对错,只在于取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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去年写的第二篇文章是去深圳出差,看到复旦老学长、深圳大学魏达志教授“上海不是深圳对手、浦东也干不过前海”的观点,写了一篇文章回应。我先根据两地政府公开数据做了计算,发现常住人口不到上海1/2、面积不到上海1/3的深圳,预计20年后经济总量可以超过上海;深圳人均GDP已经超过上海;深圳的万人发明专利、研发投入占GDP比重、新兴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等创新指标优于上海;企业家精神强于上海。

在分析为何上海经济活力不如深圳时,我提到了一个原因,在上海,你很少看到就某一个问题,激发整个城市各种经济成分的热忱,头脑风暴,群策群力。上海习惯的方法是,高素质官员组织调研,找出具体目标和方向,让大家执行。但长此以往,上海的视界就会锁定在官员的头脑里,他们再聪明也赶不上时代的快速变化。上海创新力不足的问题,官员不是不知道,但他们习惯于自己去指导如何解决。

这样的模式和文化,可以保证不出现什么差池,在那些变量少、不确定性弱的领域也完全适用。但就是很难长出最前沿的、最打动人的传奇。无他,传奇是打破常规的产物,打破常规是需要包容甚至鼓励的,上海也鼓励创新,但前面有太多定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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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是,历史上,上海是不缺乏冒险精神、企业家精神的。

上海1843年开埠,人口规模排全国第12位,从一个海边县城跃居远东第一大都市,不过数十年。1900年人口突破100万,居全国第一。当时上海人口中外来商人占有重要地位,不排外。加上自治、法治与安全程度高,讲商业契约、职业精神,越来越多资本向这里汇聚。

上海是冒险家的乐园,也是企业家精神的沃土。洋务运动时期三大代表性企业——江南制造总局、轮船招商局和机器织布局,都在上海。民间资本代表,从火柴大王到五金大王、出租车大王、寿险大王、油漆大王、百货大王,百业之王的相当部分在上海。连巴格达一个贫穷犹太人家庭的儿子哈同,身上只有6个银元到上海,后来成为拥有400万英镑财富的“远东首富”。今天赫赫有名的友邦保险也起源于上海,1919年,27岁的美国年轻人史带带着330日元抵达上海,两年后办起亚洲人寿保险公司,1939年才将寿险业务总部迁至纽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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据记载,1927年,上海知名律师吴凯声花3000两银子买了一块地皮,仅仅三年多时间,便以十倍价钱转手卖出。名中医陈存仁在静安寺路、愚园路花5200元买了一块三亩七分的地,不到三年以3万元价格出手,数年后涨到10万元。

得天独厚的位置和条件让上海聚人,人聚则财聚,土地升值很自然。当时上海租界当局的收入主要靠房捐地税,房捐地税多,投入公共基础建设,环境改善,土地进一步升值。所以孙中山说,“上海黄浦滩的地价,比较八十年以前的地价,相差又是有多少呢?大概可说相差一万倍”。但从另一个角度,把房地产做成速成和暴富的商业模式,危害也很深。王季深在1943年所著的《上海之房地产业》中说:“现阶段的房地产投资对于社会各业的贡献少、危害多,一言以蔽之:投机的恶果。”“时隔数月,同一房地产已经数易其主,如此互相做踢皮球式的买卖,其价安得不愈踢愈高?”“房地产业投机的最大恶果:间接刺激价格,陷民生于水深火热之境!”

这就是1949年之前的上海。注重生产性创新的实业家,注重交易性价值的金融家,注重资产性升值的投资者,三股力量并存。如同“买办文化”一样,炒股票、炒黄金、炒地皮、炒房产的“投资文化”也是上海的基因。美国作家密勒在《上海:冒险家的乐园》中说,“上海!这华洋杂处的大都会,这政出多头的大城市,这纸醉金迷的冶游场,这遍地黄金的好地方,真是冒险家的乐园……大家都去上海啊,那里鱼多水又浑,正可以去大大地摸一下”。

如果沾着上海的地就发财,为什么要辛辛苦苦地做实业?历史上有不少这样的故事:上海周边的实业家迁往这块风华宝地后,就产融结合,然后越来越金融化,财富越来越多,投机依赖越来越强,有的升天,有的破产。妩媚的魔都和专注聚焦的实业精神似乎不可能完全契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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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计划经济年代降临,当交易性价值和资产性升值的客观条件没有了,当上海的城市定位从消费性城市变成生产性城市,只能一心一意搞生产搞制造,中国人的“三转一响”——缝纫机、自行车、手表、收音机,“三转”都离不开上海。

上海不是没有生产性创新的条件。有很长时间,上海制造就是品质,就是信誉,上海工厂里的师徒制与八等级工评审制就是有效。

上海从生产性城市的定位,变成多功能中心城市的定位,开始进行“三二一”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布局调整,是在1992年12月的上海市第六次党代会上。此前的中共十四大提出,“以上海浦东开发开放为龙头,进一步开放长江沿岸城市,尽快把上海建成国际经济、金融、贸易中心之一,带动长江三角洲和整个长江流域地区经济的新飞跃”。到2001年,国务院批复原则同意《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(1999-2020)》,加上了航运中心。“三中心”演进为“四中心”。

在上海的“中心化”进程中,国家给予了很多政策倾斜,例如将金融市场集聚于此,批准了多项枢纽工程以提升辐射效应,自贸区也率先试验。上海的综合优势迅速发挥,历史上的人聚财聚效应再次显现,特别是外资机构,更是爱上海爱到不能再爱。特斯拉有多少中国城市都在垂涎,但它最钟意的还是上海,上海几乎不用去抢。

在某种意义上,具备服务中心功能的城市相当于有一种国家赋予的“征税权”、“收租权”,也就是凭借服务功能向所有对象收取一定费用。很多交易必须经由你,有交易就有手续费,其中直接代表政府信用的交易平台(如金融市场)更是稳赚不赔,而且有巨大的外溢效应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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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之所以是上海,其财富背后的密码,就是依靠历史形成的地位、优势和信用,通过功能中心的打造,得到了巨大的“制度性租金”。国家让上海收,因为上海可靠,对国家发展最有利。小富由俭,大富由天,为何天降大富?因为上海有长期形成的信用和忠于职守的文化。

但是,一个“制度性租金”丰厚的地方,一个新世纪土地再一次惊人升值的地方,一个交易性价值和资产性升值机会满地都是的地方——而且这已经成为城市的基础性结构和基因——在这样的地方,你还想专注于生产性创新,那就不容易了。

我曾经问过几位上海的国资领导人,你们不去全国各地开拓市场,主营产品的市场表现也不怎么样,为何日子挺好?一个原因是土地、物业很多,早期投资形成的可交易金融资产价值很高。王侯将相宁有种乎?生在上海就有福分,就是不用像浙商那样,历尽千辛万苦,说尽千言万语,走遍千山万水,想尽千方百计,就在这里,坐地就可生财,你奈我何?

2016年上海的工业增加值中,公有制经济增加值占48%,比上年增长6.8%;非公有制经济增加值占52%,增速也是6.8%。在全国,公有制经济比重如此之高,非公有制经济增速如此之低,起码在比较发达的地区中是罕见的。这既说明上海国企底子真是厚,也说明上海民企的空间不够大,作为不够大。

如果来看上海企业的纳税情况更有意思。排第一的上海烟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6年纳税额742亿多元,占上海整个税收收入的6.3%,占工业百强企业纳税总额的41.6%,这种地位哪个地方能比?对照一下,深圳烟草2016年税利加起来才54亿多。上海烟草之后,工业企业的纳税大户是两家汽车(大众、通用)、两家石化、一家电力、一家钢铁。再看第三产业,纳税前十的是三家银行(浦发、交行、上海银行)、三家证券(国泰君安、申万宏源、海通)、一家人寿保险(太平洋)、一家中石油东部管道公司、两家汽车销售公司(通用、大众),外资的苹果电脑贸易紧随排在第11。

上海国资占比高,外资强,央企也不少,金融机构规模很大,2016年上海第三产业纳税百强,金融机构占47席。上海的钱多,钱能生钱,上海的地值钱,钱地交融更生钱。不过,试问上面列举的那么多企业,哪些会让人联想到高新技术和代表未来的企业?联想到白手起家的创业英雄?谁是这些企业的领导人?你能想到类似马明哲、任正非、马化腾、王卫、王石、王传福这样的名字吗?

再看看民企。今年8月24日全国工商联发布了《2017年中国民企500强榜单》,上海一个自媒体的报道是《牛!2017中国民企500强,上海这13家企业强势入围!》,好幽默。浙江有120家企业上榜,连续19年蝉联全国第一,杭州的萧山区就有15家上榜。上海这叫“牛”,真是呵呵了!

在民企富豪榜上,2017胡润榜,从上往下看到第25是郭广昌,26是史玉柱,41是刘益谦。前50,就这三个,把总部在上海的刘永行(30)算上也就四个。不少朋友告诉我,上海有很多隐性富豪,炒股炒汇的,做房地产的,一本万利的,比民企500强里的企业有钱多了。可是这些套利性的富豪,自己都不好意思出来说说怎么发家的吧。

再看下公司市值。根据数据宝对包括A股、港股、美股在内的各城市所辖上市公司的股票总市值统计,2017年11月底深圳的上市公司总市值(350家)达到10.04万亿人民币,上海(379家)为7.5万亿,上海市值前8的公司清一色为国企央企(交行、浦发、上汽、太保、联通、宝钢、上港、国泰君安),深圳市值前7家中有5家以非公资本为主(腾讯、中国平安、万科、平安银行、比亚迪)。

上海有强大的国资、外资依赖,有“制度性租金”的优越环境,自然就不会成为最具活力和创新精神、能创出驰名天下的好产品好服务的民企的大本营和摇篮。当然,这也无关对错,只在于取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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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是,要说上海就不可能在生产性创新方面挑战深圳、浙江、北京,不可能出现“互联网王者”,我倒真的不悲观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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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谈上海的基础条件和法治优势,只谈两点:一是上海的开放度不断提高,移民占比不断上升,而且教育基础扎实,人口素质很好。就拿互联网领域来说,从当年的梁建章、邵亦波到今天的庄辰超,这些在上海接受了中小学教育的人,从聪明程度看都是同代互联网人里最高的。而庄辰超告诉我,他当时在华师大二附中一点也不突出,比他强的比比皆是。上海人的素质,新上海人的素质,到上海的外国人的素质,都不用怀疑。

第二点,上海正在形成适合创业者成长的土壤。最近接触了一些在上海的80后企业家,“饿了么”的创始人张旭豪是上海交大研究生辍学创业的,“英雄互娱”的应书岭是华东师大本科辍学创业的。上海的互联网公司在很多细分领域都可圈可点,我接触过电商方面的小红书、拼多多,教育方面的沪江、乂学教育,内容方面的阅文、喜马拉雅FM,金融方面的汇付天下、拍拍贷,等等,都不是规划出来的,而是自己悄悄长大的。而互联网只不过是上海“双创”中的一个方面。上海互联网不出“王者”,但已经具备成就一批新领军者的土壤,说不定哪天就能再来一个陈天桥。

现在,上海需要的是为民企再鼓一把力,帮他们去解决影响发展的切身问题(如内容牌照)。白手起家的人不需要特别的政府优惠,但在一个国资外资超强的环境里,他们需要全社会给予更多关注的目光和期待,为他们加油。上海应该去倾听他们的声音,年轻人的声音,最有创新可能性的声音。

上海的国企很强,但是缺乏杰出的国有企业家。也不是素质问题,是他们没有被更好地激发。他们更像是强大政府导向的追随者。上海应当在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和国有企业家的激励方面更勇敢。如果没有人敢出头、能出头,怕出头,都是本本分分的经理人心态,那么上海的国企不会有新意,有创造性,让人惊喜。

作为一个以强管理为特色的政府,从上到下,如何真正建立顾客意识,真正听取顾客的声音,快速响应顾客的需求,哪怕他只是一个师范院校的毕业生,只是开了一个小翻译公司,他也能被覆盖在服务之列,这是上海需要深入思考的。上海的政府服务总体不错,但按照互联网时代的便利、便捷、敢闯敢试的要求,还有很多梗阻,亟待消除。

当政府不觉得比企业家和创业者聪明的时候,当政府意识到它的聪明应该更多地来自倾听的时候,这座城市的企业家精神自然就会茁壮成长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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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后想说说,我心目中的未来上海。

在现代化的高楼大厦中,留出空间,让人们很方便地吃到大众化的早点。每一片社区都有一些公共空间,让人们交流,为人们服务;

上海那些高大上、世界级的定位,能落实到所有利益相关者易于感知的点点滴滴里,让他们真切地感到:上海欢迎你,上海服务你,上海帮助你,上海造就你。到上海,就是上海人。是上海人,就被尊重,被帮助,不被刁难,不受冷眼,平等相处,和谐相待,像一个大家庭。这不是光靠政府就能做到的,而是全社会的责任。

特别地希望,上海不只是大人物的上海,也是小人物、籍籍无名者的上海。他们身上可能有无法想象的伟力,不关心他们,我们的城市又可能酝酿着无法估量的麻烦和危机。

有这样的气氛,则人民的主动性、创造性、奋斗精神和彼此之间的友好性,都会充分涌流,上海的诸多功能定位,就会水到渠成。

对我而言,如果爱上海,一定不是爱她物质化的面貌,而是爱她的精神、文化和态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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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希望上海是众城之城。更主动地对接长三角,对接全国,对接世界。为长三角城市谋方便,就是为自己的未来谋方便。不为别人谋方便,别人就会自己去找方便,上海的未来反而不方便。

我希望上海是众城之都。上海一定有一些特质,一些功能,创意、文化和生活方式,因其中西荟萃又追求卓越的努力,会具有制高点和引领性作用,从而形成长三角的“都心”。

我希望上海是众城之神。上海需要更大的胸怀和气魄,在方方面面对标全球和中国的最佳标杆和案例,看到自己的不足,倒逼式前进,如此才能在中国现代化和伟大复兴的道路上,努力向着“21世纪全球最佳大都市”的方向进发。如果满足于目前的水平,那不但成不了全球卓越城市,就是在中国,也可能在很多方面被超越。

上海,真的缺的是一口气。一股劲。一种众志成城、非最佳而不为的精神,一种敢为天下先、勇争世界尖的气魄。

想到了一句话,献给上海,和所有在这块土地上为希望而奋斗的人们——

除非大海将我们吞没,否则我们永远要在众城之上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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