古今之人情感相通,才是真正的古典精神
中夜四五叹

作者:苏马 止庵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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止庵。摄影/李伟/新周刊

我们生活在现代,但我们身上好多东西跟古代有千丝万缕的联系,当你了解得比较多时,你就有更多与世界,尤其是那些美好的古典精神发生对话的可能,你会意识到我们与古代人的惆怅、孤独、快乐、伤感几乎一样,连躁动与无知也是一样。

庄子说的“万世”能成“旦暮”,其实是我们和过去的一种相通。“知其解者”就是你理解他,他也理解你,哪怕你们相隔万年。所谓真正的古典正是如此。

我觉得古典精神不在于一种标榜,而是一种心心相通,像是在我们血肉里边有一种天然会共鸣的东西,而不是说今天朗诵唐诗明天穿个长衫布鞋,如果有人愿意这样,我会尊重他们的选择,但要说这就是古典范儿,也太皮毛了。

回头看到遥远的同类,他跟我们是同一个人

有个例子我在《惜别》里举过。《礼记》有个《檀弓》篇,里面讲孔子生病了,一大早起来,拖着手杖,在门口唱歌:“泰山其颓乎!梁木其坏乎!哲人其萎乎!”唱完他就回到自己的房子,当户而坐。孔子的学生子贡一听这歌,着急坏了,“趋而入”,赶紧跑去看老师。孔子见他,直言“尔来何迟也”,怪他来得晚。

这个地方特别有意思,一个人知道自己要死了,特别想见到他的这个最亲近的人,于是唱了个歌,而他最亲近的人一听到歌立刻明白是怎么回事,马上就想到去看老师,老师见到了想见的人,但感觉到自己时日无多,相聚恨短,终于见面却怪人来得晚。这个场景现代人很容易就能想象到,因为我们现在失去或即将失去一个亲人,与子贡的心情完完全全一样。

古今之人情感相通,是我所理解的最深的一种古典精神

《论语》里边记载,曾子要死了,跟他的学生说,“你们摸摸我手,摸摸我脚”,然后说自己这一生活得非常艰难,一个人要离开世界的时候跟身边人说这些,也跟我们现在的情感完全一样。为什么我们回过头去,能看到那个遥远的人?因为那个人跟我们是同一个人。

司马迁在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中记载,孔子死后弟子们都守孝三年,“三年心丧毕,相诀而去”,只有子贡“庐于冢上”,一共守了六年才走,因为他跟老师这个情感是3年不够。我们平时给一个朋友送行也一样,有时候送人送到小区门口,依依不舍于是再走两步,最后走得远了送到机场火车站。现在没有守孝的规定了,但这个送别的情感还继续存在。

以往许多人流传到现在,他们有的是通过一些行为,有的是通过一些文字,有的可能是通过其他没有形式的东西,不管怎样,我们无意中会跟他有一种共鸣,这种共鸣可以是远远地相视一笑,也可能是“一哭”,或者一个感慨,甚至是一种相对无言。

唐诗里有这种呼应。比方读“君问归期未有期,巴山夜雨涨秋池”,你会被那种孤寂、飘零、想念所打动。你读“夕阳无限好,只是近黄昏”,所处的环境早就和作者不在同一个环境之内,但他描述的他的情感,与某时某刻的你有一种心心相通的地方。

我喜欢古典,喜欢的不是某种范儿,而是承认我们在情感、智慧、知识、思想上,对人生的认识上,对世界的感受上,和古代的人在某些地方一致。我们可以呼应古人说过的话,呼应他们有过的情绪,有时甚至相当于重新把他们想过的东西想了一遍。

这种呼应不仅限于同族古人,也不仅限于说话想事情。 一个18世纪的西方音乐家作了一首曲子,现在的人一听,眼泪哗的流下来。为什么这样呢?还是因为我们跟他们之间有一种相通的东西。在人类进程中,表面上科技物质、生活方式变得非常快,实际上人心进化得很慢很慢。也就是说,一代一代人都死了,但确实有一种不死东西,它永远存在,只是可能被我们忽略了。

稍微留心一点,它就会冒出。你去美术馆看一个高更作品,或者其他内心情感很丰富的人的画,你会有一种触动。高更画的塔希提岛上的生活,塔希提那地儿我也没去过,塔希提人什么样我不知道,他当时待的塔希提是什么样我更不清楚,可是,你从他画的塔希提妇女表情所感受的情感因素,跟他当时表达的可能一模一样。

人类就是有某种精神上可传承的东西,这个东西如果概括为古典,我想有两个词或句子可以来形容,一个是时间意义上的,我们可以称为“历久而弥新”,另一个是空间意义上的,可以称为“放之四海而皆准”。因为,整个人类是一个人类,大家的文明是一个东西,贝多芬的音乐、米开朗琪罗的雕塑、古希腊悲剧或柏拉图的著作等等,这些也是我们的古典,也一样会有某种契合。

不读《论语》,你意识不到这句话别人早就说过,好似一个邮递员不知道信往哪儿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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止庵家中陈放的小摆件。摄影:李伟|新周刊。

这种契合正是真的古典,与我们的生活形式没有关系。即便你每天吃汉堡包、坐地铁、用iPhone,发微信,身上仍然或多或少存在着一些古典的东西,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方式去接触和觉知它,只是觉察与对话的程度不同。

我们现在说某人不讲信誉,不能跟他来往,以免被他坑。这话不就跟孔子说过的“人而无信,不知其可也”一回事吗?同样的道理,人们会觉得“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”讲得太好,其实你站在一条河边,望着眼前景致,同样会感受到过去的事情像这流水一样离去了,只是你的语言可能没孔子那么深刻凝练。

《论语》里的好多话都是谈论日常生活,现在的人也还那么想,不过咱们的语言习惯和当时不太一样。当然,如果不读论语,你意识不到这句话别人早就说过,好似一个邮递员不知道信往哪儿送,但实际上这个信是确实存在的。

这也是我那么爱读书,那么爱了解很多“无用”知识的原因。我们生活在现代,但我们身上好多东西跟古代有千丝万缕的联系,当你了解得比较多时,你就有更多与世界,尤其是那些美好的古典精神发生对话的可能,你会意识到在很多方面你都不是一个原创者,都是人家的一个响应。

我们与古代人的惆怅、孤独、快乐、伤感几乎一样,连躁动与无知也是一样。我写《神拳考》时的一个感受是,义和团运动时期的人们急于对未知事件做出的反应,和一百多年后的网络时代几乎一模一样。

举一个好玩的小例子,当年的医院附属于教堂,人们传说教堂里边拿活人做标本,又说教堂里面堆着一筐筐的小孩眼珠,大家非常愤怒, 结果一看呢,都是广东那边送来的荔枝,当时普通北京人不知道荔枝是什么东西,都以为是小孩眼珠。

《圣经》讲日光底下无新事,确实是这么回事。汉朝有个故事叫“向隅而泣”,说一屋子的人吃吃喝喝特别开心,但有一个人对着墙角哭,弄得大家都不快乐,我们现在不经常有这种情绪吗?现在聚会的环境跟古代人的房子可能不一样,但是这种情感没有多大隔阂。

所以如果要什么建议的话,我会希望大家多读读书,写写文章,古今中外都涉猎一些,知道多了就能推开你和过去和远处的那扇窗,和很多你本身生命之外的东西打通。

最近我出了本写于三十年前的小说《喜剧作家》,有人感兴趣,其实我也不是为了写出什么,就想努力多做点事情。那时,我有自己的医学专业课,特别忙,分配上班之后更忙,但这不影响我看书,身上时不时带本罗兰·巴特或谁的书。

有次去长春出差,冬天坐飞机,飞机迟迟飞不了,我身上带着本哈维尔自传,看完了飞机还没来,于是看第二遍,看完第二遍它依然不飞,就开始看第三遍,哪怕这书已经连着看了几遍,也不愿意浪费时间干等着。我好多书都是在上学放学的路上看的,公交上挤得没缝隙,我就把书举起来搁在头顶上仰着看。

这种时间焦虑症估计跟我小时候看了格拉宁的书有关。他是前苏联作家,写了一本像纪实文学的传记,书名《奇特的一生》,讲的是一位叫柳比歇夫的科学家。论科学成就,柳比歇夫并不是很有名,但他的生活方式很奇怪:他是个昆虫学家,活了80多岁,做的事情却非常多,生物、科学、这些、历史、数学、历史、文学,什么都做,研究成果也很丰富。

一般人会觉得,一个人怎么能在一个生命之内做这么多事呢?柳比歇夫死了以后,人们发现,他每年的日记是一个账本,他每天把时间做一个结算,他把浪费的时间称为负时间,有效时间称为正时间,他用正时间补负时间,比方坐火车时看小说,开会时演练数学,所以他能做这么多事。

读了这书后,我就知道,一个人应该努力使自己的时间增多,不是靠延年益寿来完成,而是平常尽量抓紧时间多了解东西,变成一个知识面相对广泛的人,脑子里重要的东西多活着就有意思。我当年最喜欢的作家加缪在《西西弗的神话》里也说过,“重要的并不是活得最好,而是活得最多”,生命是有限的,有些人比他实际的生命活得多得多。

我不太愿意说当下,因为它们可能没有说的必要,时间会淘汰掉不值一提的东西

周有光还没去世之前,我就讲,他已经活了“两个鲁迅”“3个徐志摩”“4个李贺”的岁数了。可是,你看鲁迅这一生做的事可不是周有光的1/2,那李贺的成就也不是他的1/4,我这么说不是贬低周有光,是想说人活得短,同样可以干好多事,了解好多东西。

古典很美好,我们要抓紧时间去和它对话,这并没有什么捷径,至少在学知识这个环节上是如此。最近我一直在想,现代人的一个毛病就是太急功近利,太想很快地做成一件事,于是心急火燎地把知识分得清清楚楚,好专挑有用的来学。我的生活经验是,世界上根本没有什么彻底无用的东西。

我学医出身,本专业口腔科是我真正需要了解的,按理说这以外都是和专业无关,但我从小就希望想知道点不相干的事,知道一条江河,也会好奇它蔓延出的小溪流,历史、文学、艺术都想了解一些。

后来我研究庄子、义和团、周作人这些都是这么好奇出来的。我写周作人传的时候,市面已经有好多版本,我都看了,其中有一本的参考资料列写着“周作人的全部著作”。这句话很奇怪,因为当时周作人的著作还有些从来没出版过,后来经我手首次整理出版的就有好几十万字,从来没没人见过,怎么会参考了“全部著作”呢,所以我确定这事我还是可以再做一次。

学医这件事也给了我很大的好处。以前不懂,总觉得学医对我的人生是“入不敷出”——学了五年多只做了两年多的医生。过了好多年以后,我才发现这段看似无用的经历给我的好处,是别人得需要别的方法去补的。医生这个职业,不能妄言妄断,妄断后会出事,一个病人来了之后,他说什么你都得好好听,听之后还得做好多检查,检查之后,你把这些检查跟他的症状加在一起分析,得出一个结论,然后你对症下药进行治疗,这个过程前边是实证的方式,后边是逻辑的方式,这两个东西让我终身受益。

所有无用终将变成有用,这话也是古人讲过的。《庄子》里有段对话,惠子跟庄子说“你说那话没有用”。庄子说:什么叫有用,什么叫没用?你看你一个人站在这地上,这大地对人来说,有用的就是容足这么一小块地方,周围都没有用,但假如你从这往下挖,挖到黄泉,只给你留这个容足之地,你的这块地还有用吗?(“知无用而始可与言用矣。天地非不广且大也,人之所用容足耳。然则厕足而垫之,致黄泉,人尚有用乎?”)惠子听完答:嗯,没有用。于是庄子说,这样你知道什么叫无用之用了吧。

说半天,我们整个人生中那些看似目前无用的东西,正像大地一样支持着我们,使得有用真的成为有用。放眼看去,这世上并没有那么多需要我们去全新创造的,更大程度上,我们只需要去倾听、去响应。

当然,我们回过头看时,也不是谁都能看着,古典之所以深刻,是因为淘汰了中间的芸芸众生,只留下极少数的“极好”与“极坏”。比方刚才谈了好多古代的人,人们回过头看到孔子、庄子、杜甫、苏东坡,别忘了,在这些身影与我们之间,有太多太多人已经倒下消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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止庵的书房局部。摄影:李伟|新周刊。

大概十六七年前,我想写本关于唐诗的书,后来没写,但当时把《全唐诗》从头到尾读了好几遍,现在书页里还夹着纸条。我发现,《全唐诗》本就是经过筛选的,不知道有多少唐朝的诗已经失传,可作品录入这《全唐诗》里的一些作者,如今也是很少有人提到,不大知道他们是谁。没有办法,历史就是这么无情,它就是把一个时代的人不断淘汰,最后剩一点。

淘汰之后留下的多是精华,但也不见得全是精华,一些特别坏的东西也留下了,历史上那些大奸大恶,秦始皇焚书坑儒什么,咱们不都还记得这事嘛。特好特坏的留下来了,太多不重要的一般的事情就被忽略了。

为什么我不太愿意说当下呢,因为它们可能根本没有说的必要,时间会淘汰掉好多根本不值一提的东西。每年年底,大家都在评比,这个那个的奖,实际上等不到第二年你就全忘了。再举一个简单的例子,在我小时候,有好多作家非常有名,比如郭沫若、巴金、茅盾、曹禺,艾青等等,现在的人都不大看他们的书了,这确实是现实,是特别残酷的一件事。

你得承认,古典精神里就是有这么种精英意识,也许正是这样,它本身才有能抗衡时间的魅力。当我们谈到古典,也许不能限于一己之所知,还得想方设法多知道点儿。人应该多去了解各种知识,接触历久弥新的古典,变成一个不无知的人。知道得越多,潜移默化与世界发生联系的可能性就越大。古典里面好的坏的联系都存在,但如果你什么都不知道,那你什么也联系不了,这跟人的眼睛一样,闭上就瞧不见,睁开就看见了。

至于怎么睁开眼,科技也许让方式不同了。比如现在的人用电脑写作,古人是在甲骨上刻字,然后用竹简、帛、纸,又从毛笔到钢笔,但工具不一样,做事的精神应该是一样的。又比如旅行,你要想从中国最南边到北京,过去的人花一辈子的功夫只能来一次,现在几个小时就飞来了,但不管怎样,你都得从南到北,不可能凭空穿越,现代生活方式只是把路程缩短。

所以,谈到古典精神,我最大的担心是现在的人实在太着急,知识上的古典精神比较容易懂,真能做起来的古典精神太少太少。

采访手记

文/苏马

作家止庵的作品似乎总和当下有时差,他研究庄子、老子、义和团,为周作人写传,编周作人、张爱玲的书,点评西方印象派之后的油画;他今年新出版的首部小说《喜剧作家》创作于30年前;连他的笔名也是来自《庄子》“人莫鉴于流水而鉴于止水,唯止能止众止”,并与一位清朝文人同名。

但他从不觉得自己脱离时代,他习惯并喜欢现代的交通、居住、饮食、服饰等生活方式。“根本不用买什么旅游书,上网查一下轮船公司的班次时间,哪天该住哪,一清二楚。”曾有出版社请他沿孔子一生的足迹走一遍,写本书,他告诉对方完全没走的必要,找辆小汽车或吉普车,用不了多少时间就走完了,“山东西边、河南东边、安徽北边,孔子一辈子周游列国,主要就在这么大个地方转”。

若说物见其人或道在器中,止庵骨子里无疑是个向往古典志趣的人。北京望京一高层住宅,他的住所里,最醒目的家具是数面依墙而立的大书柜,书柜是原木制,与地板颜色相和谐,满满当当上万本书,除此之外,家中其他地方皆空旷,茶几上仅有待客的茶器和一个半截木头做的日式手工台历。止庵口中嫌这台历用起来麻烦,但边介绍边演示时,轻巧熟练的动作却透露着对这小玩意的喜欢。台历每次调整要倒出里面的小木块重装,方块上印着的“月火水木金土日”依次对应周一至周日,“可不能随便乱来”。

不用多少时间可以走完孔子一生的路,花费时间郑重对待一个早有先进替代品的传统台历,在止庵眼中,这两者并不矛盾。他说真正的生活就在它们中间,真正的古典精神也在其中。“我们每个人都在往前走,如果回头一看,后面还有孔子、庄子,等等,若干人由远及近一直到我们,然后我们继续往前走,我们也会变成别人背后的一个人。”止庵觉得,一代代人死去,但确实有种东西不死,或多或少地存在于人们心里,并在某一个时刻共鸣着。“

宋代的诗人说‘有约不来过夜半,闲敲棋子落灯花’,这个情感跟我们在家里等爽约的人有什么区别呢?只不过你不是敲棋子而是玩手机罢了。”坐在装满古今典籍的屋子里,止庵开始讲他接近古典精神的往事。

故事是他的,观点是他的,但他总在强调,每一个观点都是重复前人。“你看,那边有一个声音,他举着手,你给他拍一下吧。”

我问他,这感觉是不是像钱锺书写过的:一个幽默的人对沉闷的人生冷然微笑,可能要几百几万年后,才有另一个人与之莫逆于心相视而笑?

止庵笑笑,说正解应是早了钱锺书不知道多久的庄子。《庄子·齐物论》有云:“万世之后,而一遇大圣知其解者,是旦暮遇之也。”意思是,万年之后遇见一个理解你的人,彼此所隔的“万世”就跟短暂的“旦暮”一样。

听止庵聊起这一桩桩故事,在他这间小小的现代居室内,仿若与古今中外无数名人逸事邂逅,与他们隔着时间空间,击掌相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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